球场上是英雄，生活中可能只是个普通人，这是作为运动员必须面对的现实

　　1980年的春天，冬日的萧瑟过后，万物复苏。

　　北京大学校园内，欢呼声如海潮般一波波涌动，学生们把体育馆围得水泄不通。

　　“女排来了！女排来了！”越来越多的人流向这里汇聚。突然，不知是谁，把一名女排姑娘抬了起来，紧接着立刻又有几个姑娘，被热情的学生们举过头顶……

　　1979年底，中国女排首次夺得亚洲锦标赛冠军，立刻成为全民偶像。

　　“那个景象太难忘了，学生们都沸腾了，我是躲在郎平她们这些大个子球员后面才进到馆里的。”时任国家体委宣传司教育处处长、后来以女排为主角写下报告文学《中国姑娘》的鲁光告诉《瞭望东方周刊》。

　　如今已过花甲之年的他回忆说，那天，女排姑娘们都被大学生的热情“吓坏了”，“大家开玩笑说，以后拿了世界冠军也不敢来了”。

　　第二年，中国足球队将参加亚洲锦标赛，而女排将去日本参加世界锦标赛，全中国人都擦亮了眼睛。

　　“当时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都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感觉，中国体育事业的春天就要到了，而女排有可能就是第一响春雷。”

　　女排队员张蓉芳私下里曾跟鲁光说：“我们和冠军就差一个台阶了，一迈腿就可能上去。”她的话在那一年成为了现实。1981年，中国女排首获世界冠军；3年后的洛杉矶奥运会（搜狐联想2008奥运、联想官网）上，她们拿到了奥运金牌。

　　“团结起来，振兴中华”，这句原本起自男排入围世界杯决赛的口号，因为女排的惊人战绩而传播更广、更鼓舞人心，成为整个上世纪80年代的最强音。

　　20多年后，这些昔日让举国若狂的女英雄们，有的久居国外，有的成了商场精英，有的供职政府部门，也有的只是平凡的妻子和母亲。

　　拼搏精神也不是生来就有

　　“1981年春天，女排在湖南郴州训练，我为了写《中国姑娘》，专门和她们一起住了半个月。”鲁光说，当时训练基地在一个公园里，公园的另一角关着很多猴子。女排队员陈招娣曾跟他开玩笑说，“我们也像一群猴子，满地滚翻，耍我们的就是袁（袁伟民）邓（邓若曾）两位指导。”

　　今天的女排总教练陈忠和，那时是男陪练。鲁光说，他眼看着陈忠和站在高凳上，居高临下使劲往女队员身上扣球。“姑娘们都是闭着眼睛接球，球打在身上，青一块紫一块的。”叫喊声、球落地的咚咚声，听得他胆战心惊。

　　为何如此严酷地训练？队长曹慧英告诉鲁光，她们和苏联队比赛的时候，隔网看到，人家的腿比她们的腰都粗。“她们的大力扣杀威力太大了，我们不这么练，怎么对付她们啊。”

　　当年女排的技术顾问李安格如今已经80多岁了，他曾经提出了“快速反击”理论，发明了“单脚背飞”和快抹技术，在女排的成功之路上，是个幕后英雄。

　　他说，当时国家队有一个广为流传的训练原则---“三从一大”，就是“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进行大运动量训练”，这是60年代中，日本队教练“魔鬼”大松博文被请来对当时的女排队员进行“极限”训练时采用的方法。“文革”后，刚摘下“法西斯教练”帽子的中国教练们，还普遍有些“一朝被蛇咬，十年怕井绳”的谨慎。

　　“女排组队是1976年，袁伟民是教练，他是一个胆子很大的人，也是一个严厉得很有技巧的人。”李安格告诉《瞭望东方周刊》。

　　1980年前后，女排姑娘们被拉到美国训练。运动员们没出过国，也没坐过飞机。十几个小时的飞行，很多队员都不太适应，一路上疲惫不堪。飞机终于落地，大家被拉到宾馆里，累得只想睡觉，结果电话铃响了：立刻集合，开始训练。

　　见到队员们，袁伟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：坐飞机难受吧，谁吐了？12个队员都举了手。袁伟民又问，谁吐得最厉害？上海姑娘周晓兰腾地第一个把手举起来，她想怎么也能休息半天。结果袁伟民笑呵呵地对她说：你今天加练40分钟。

　　“从那之后，队员们再也不敢喊苦喊累了。”在李安格看来，拼搏精神也不是生来就有的，需要不断激励和培养。